“消費時代”來臨的重要前提是體制改革取得成功

一個重要的政策導向已離中國經濟和各行業(yè)微觀主體越來越近：中國政府將采取多項“富民政策”，刺激內需，改善消費不振的局面。當然，如何“富民”，富哪部分民，都要等到明年三月“兩會”公布“十一五”規(guī)劃建議細則才能大白天下。但如果此舉最終獲得落實，將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轉折，它意味著過去幾十年以GDP為導向的國民經濟增長方式的終結……

關注未來經濟增長動力

一方面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物價水平持續(xù)向下、企業(yè)投資持續(xù)不減、中國產品貿易天下；另一方面產能過剩造成企業(yè)利潤不斷下降、供給過剩導致產品價格下落、國際貿易摩擦四起。有人驚呼，目前國內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xù)，而通貨緊縮更會讓中國經濟增長開始進入下行軌道。

對于目前中國經濟是否進入下行軌道當然是見仁見智，如果在數據處理、參照點的有所不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有研究者指出，盡管從表面上看，目前的投資、消費、凈出口的增長也如以前一樣快速，但是其中已經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如鋼鐵、化工等投資周期性較明顯的行業(yè)，受宏觀調控之影響，早幾年的投資已經處于收尾階段，這不僅使得所需要的投入要素往往是國產的，而且原來需要進口的產品被國內投資形成的產能所替代，這就使得國內需求上升及進口減少。

然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國內不少行業(yè)產能過剩、CPI降低，并沒有降低國內需求的增長。無論是從投資還是從消費及出口來看，其增長幅度都高于同期?？梢哉f，在市場經濟中，產品過剩、產能過剩應該是一種常態(tài)。通過這種產能過剩、價格下行，市場才能通過優(yōu)勝劣汰的方式健全起來。

目前我們應該關注的是，那種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是否能夠持續(xù)？特別當國際金融市場匯率不確定性增加、貿易摩擦的政治化及知識產權糾紛不斷時，未來的進出口貿易是否能夠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的增長極？還有，目前國內市場不少行業(yè)的產能過剩主要表現在與房地產宏觀調控后相關產業(yè)供求關系變化上，如鋼鐵、建筑材料、電解鋁等產品的價格調整。也就是說，當以房地產為單一增長模式的經濟格局發(fā)生變化后，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極又在哪里？

對于一個大國來說，內需是一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從1998年以來，“擴大內需”一直是國內政府最為關注的重心。但是國內內需擴大是什么呢？早些時候有人提出為教育，也有人認為是產品的更新?lián)Q代與升級，如汽車、住房等。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這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其可持續(xù)性與否又出現了問題。

提高農民收入絕非易事

最近有人認為，要擴大中國的內需，就需要提高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局面，即中國要掀起“新農業(yè)運動”。這種觀點從中國的人口結構、農民消費水平和農民消費與城市居民消費的差距性、農民收入水平差距性來尋找擴大內需的條件。

可以說，從理論上與經驗上來說，這種觀點是沒有多少問題的，即只要占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業(yè)人口的內需擴大了，只要這部分人口的消費水平達到目前國內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只要中國農民的收入水平足以達到這種消費支付的能力，那么中國的內需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但是農民收入水平如何來提高？

這幾年來，“三農”問題一直都是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如農業(yè)稅的減免、農民進城務工便利、農產品價格保護等，但是從實際的情況來看，這些政策對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仍然是十分微小。最近，在“十一五規(guī)劃”中同樣把“三農”問題作為今后幾年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心，并希望從農村產業(yè)結構的調整、農村內部深化改革及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等來改變目前農村之現狀，來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但是這些長期政策要想短期內來達到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目的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僅農業(yè)人口基數大、素質低，而且這些人口多數處在中國整個現代文明的邊緣。目前國內農民不僅本人無法分享國內經濟快速增長成果，而且他們的貧窮正在代代相傳，即在不公平社會環(huán)境內沒有均等提升自己及家庭的機會。有人說，農民的收入水平取決于農民勞動生產率。但是在一個既定的制度環(huán)境和自然條件下，農民沒有一定的人力資本積累，其勞動生產率要短期內提高是不可能的。農民收入水平不提高，來擴大農民內需作為經濟增長極是不可能的。

突破口在于中央財政政策的傾斜

央行最新統(tǒng)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居民儲蓄已經超過13萬億元。與巨額居民儲蓄想對應的是消費率連續(xù)多年走低。十年來，中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9.5%，比世界平均消費率低接近20個百分點。在這方面，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了政府公共財政體制改革上。不論是醫(yī)療、教育價格的降低，還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都取決于政府財政的公共程度，財政的公共程度越高，醫(y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保障的覆蓋面越廣，民生的改善和消費對GDP的貢獻就越顯著。

我們現在是否已經有了這方面的財力？答案是肯定的。2004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已達26000億元（1美元兌換8元人民幣），而與我們比鄰的印度，年財政收入才12000億盧比（1美元兌換45盧比），最近都已經出臺的一項新政策：政府必須給農民每人每年發(fā)放不少于100天的工資。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證明，政府的財政投資于人，投資于公共醫(y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事業(yè)，才是最高效率、最少浪費的投資。但問題是，政府財政的公共程度不僅取決于財力，更大程度上取決于財政體制本身?，F行行政主導的財政體制，本身就是公共財政的最大障礙。經濟學家指出，擴大消費并不似拉動投資這般簡單，歸根結底，拉動投資是政府的權力增加了，而擴大消費則要求政府采取富民政策，把錢拿出來給大家花，是主動地放權。然而，靠政府的主動放權來達到公共財政所要達到的目標，談何容易。因此，確定新的社會發(fā)展方向，只是改革深入和持續(xù)穩(wěn)定的第一步，比確定新的社會發(fā)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再造真正的公共財政體制。

形勢已逐漸明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從明年起，將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yè)稅，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心任務是發(fā)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持續(xù)增收，政府將投巨資加強農村道路、飲水、電網、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農村教育、文化、衛(wèi)生等社會事業(yè)投入。這些方面，主要是從增收角度考慮，但光有增收是遠遠不夠的。在大學教育、城市醫(yī)療等方面的壟斷如果不徹底打破，這兩方面的巨額消費仍然會成為居民身上沉重的負擔，從而影響他們對于未來的預期。在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因素中，除收入外，居民消費心理、消費傾向、消費預期等非收入性因素也是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國在住房、醫(yī)療、教育等領域的消費定價過高，這成為集納居民儲蓄、擠壓消費的重要原因甚至主要原因。如果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就業(yè)、教育、醫(yī)療等問題不能解決，消費的口子就打不開。只有解決老百姓的這些后顧之憂，人們才能敢于花錢。而教育、醫(yī)療壟斷的打破，從根本上又取決于相關領域決策體制的徹底改變。過去幾十年，相關領域的改革基本上走的都是部門決策的道路，結果越改到后來，部門利益集團的影子越深，老百姓的負擔越重。

總的來說，一切都已經變得非常明朗，改革能否深入持續(xù)下去，明天我們是否能夠真正迎一個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消費時代”或曰“內需時代”，根本上取決于政府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決策體制改革。這也就是改革的“深水區(qū)”。改革仍在過大關，我們也繞不過這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