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人民幣匯率應維持穩(wěn)定 人為升值弊大于利

　　摩根大通大中華區(qū)首席經濟師鄭杏娟接受中國經濟時報專訪時指出，對中國而言，人為地將人民幣升值弊大于利

　　記者單羽青6月23日北京報道值人民幣匯率重估大論戰(zhàn)之際，摩根大通駐香港的大中華區(qū)首席經濟師鄭杏娟指出，人民幣匯率應該維持現(xiàn)有水平，對中國而言，人為地將人民幣升值不僅弊大于利，而且缺乏合理的經濟邏輯。

 
　　6月20日，鄭杏娟在京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目前有關人民幣匯率的“重估派”、“不變派”和“自由浮動派”三個不同派別中，自己“是維持人民幣匯率不變派”，“是人民幣匯率穩(wěn)定的忠實維護者”。

　　鄭杏娟1989年起任職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92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任教，1994年加入霸菱證券?香港?，1995年加盟摩根大通。

　　她得出維持人民幣匯率不變的結論主要基于四個理由。

　　首先，通常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所以，316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一種浪費。鄭杏娟的看法則不一樣。她認為，不能把外匯儲備只當做外匯儲備，而應將其視為三部分資產：一、真正的外匯儲備資產；二、戰(zhàn)略投資基金，中國對原材料進口的依賴度越來越大，應利用外匯儲備增長的機會到境外購買一些原材料生產基地，做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考慮；三、改革的風險基金，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中國的銀行業(yè)、保險業(yè)與證券業(yè)暴露出許多問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需要用適當?shù)膬滟Y產加以消化。

　　其次，在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之間確實存在矛盾，因為匯率固定，外匯的流入流出必然影響基礎貨幣的投放，從這一角度觀察，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的確有所缺失。但是，中國并未實行貨幣局制度，如果認為中國的經濟環(huán)境需要擴大貨幣供應量，那么對流入的外匯就不需要全部進行對沖，如果認為中國的經濟環(huán)境不需要擴大貨幣供應量，那么就可靈活增加對沖的比重。而不必像香港那樣，由于實行聯(lián)系匯率制，對流入流出的外匯不能做相應的對沖。

　　鄭杏娟承認，外匯的對沖即使不會影響貨幣供應量的總量，也會對結構有所影響。然而，這種結構性影響對中國經濟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特別是在國內投資速度過快、銀行貸款增速過快的情況下。

　　再次，固定匯率制與資本賬戶漸進開放之間并不存在本質沖突。鄭杏娟指出，在假定今后幾年中國出現(xiàn)貿易逆差的可能性不大的前提下，正因為要逐步放開資本項目的管制，才需要維持匯率不變。在對貿易順差的預期下，大家的期望是人民幣會繼續(xù)升值。這時，如果不將人民幣匯率固定而是將其浮動的話，就將導致投機盛行，熱錢就會流入，將人民幣幣值抬得很高。這顯然會影響出口，對國內物價亦產生向下的壓力，從而對經濟發(fā)展造成致命打擊。

　　“這是一個痛苦的結果，中國沒有必要去承擔這種痛苦。除非你覺得中國今后幾年會連續(xù)出現(xiàn)貿易逆差，其實這個可能性不是很大”，鄭杏娟說。

　　另外，人民幣匯率確實不是決定中國出口的最重要的因素，但這并不等于說，人民幣就需要升值。鄭杏娟表示，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經濟起的作用應遠大于實際體現(xiàn)，之所以未能得以體現(xiàn)，原因是中國政府提供了出口退稅。退稅的增加實際上相當于人民幣的貶值，退稅減少則相當于人民幣的升值。出口退稅產生兩個問題，一、財政壓力明顯增強；二，出口商希望多得退稅，出現(xiàn)某些虛報現(xiàn)象，因此帶來人民幣匯率扭曲。

　　鄭杏娟指出，若真考慮人民幣升值的話，明智的做法是先不要使人民幣升值，而是減少出口退稅。有其他專家認為，在科學測算出口退稅效應及部分“假出口，真騙稅”影響之后，以取消出口退稅為前提，人民幣至少應有5%-10%的貶值空間。

　　最后，鄭杏娟強調，在學術界有關人民幣“重估”、“不變”和“自由浮動”的討論后，如果中央銀行最終決定人民幣升值，那么，采取重新定匯率的方式升值較為合適。因為從市場的角度看，中國的銀行利率是相對控制的，這種情況下，如果放寬匯率自由浮動范圍，外匯交易員就很難計算遠期匯率，因為即期匯率跟融資成本沒有關聯(lián)性。